（一）邹氏历代祖先的两次大迁徙

邹氏祖先早在春秋时的邹邑开发故土，兴家创业，经几代人艰苦努力，用辛勤的汗水和智慧，创造了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并向宋国周边开始经济文化交流，甚至走出本土，由北向南，迂回往返，寻觅自己的位置，施展才能，谱写了家族发展蓝图和播迁的辉煌历史。

1.第一次大播迁

邹氏播迁始于战国中期。据有关史籍记载，战国时齐国君田齐，即齐威王在位期间（前356—320）招揽学者，任其讲学议论。如邹氏十世祖邹忌，宋国邹邑人，公元前336年应招任相国，遂迁齐国临淄（今山东淄博）定居。越八世阳公长子琐公、次子慎、三子植迁临川（今山东寿光县）。后琐公子仲俊公封东鲁侯，迁兖州府莱州（今山东掖县）。慎公第六代孙拱迁苏州，抵迁粤东。植公之子规公第六代孙亨迁凤城（今辽宁丹东市西部），亭迁岳阳（今湖南岳阳市），亮迁涿州（今河北涿县），毫迁彭泽（今江西彭泽县长江南岸）。第十五代孙湛公徙居南阳（今河南南阳市），其子萃迁湖南。最早南迁者是仲俊公三世孙（琐公四世孙）光启，于西汉武帝后元二年（前87）南下赴江右（今江西）任抚州刺史（监察官，官阶低于郡守），在任五年卒于衙署。其后代落籍江西，辗转多处。如传至仲俊公九世孙文信，绰之长子，官任临州学正，再任南昌教职，讲学南境（丰城），遂家焉。其长子坚迁居丰城虔里。至二十世珣公，又于南北朝宋文帝元嘉三年（426），由江西丰城虔里徙居新吴（今奉新）芰山。

2.第二次大播迁

这次播迁最早始于北宋。宋高宗绍兴四年（1134），岳飞抗金多次亲临黄州，见该地附近地广人稀，遂从江西移民到湖北黄州（《古城黄州》227页）。元末明初，江西松桓公后裔，有的因任职，有的因兵役逃乱，更多的是明初商贾和移民，他们与其他氏族先民一道向住地方圆几十里、上百里甚至几百里的异境他乡落籍。

避难徙居

北宋末年，金兵大举攻宋。靖康元年（1126）金人之乱，北宋灭亡。建炎元年（1127），宋徽宗、钦宗二帝北狩为庶人。建炎三年（1129），宋高宗仓皇徙都临安（今杭州市），建立南宋政权。当宋金转战，宋室南渡之际，举国上下，一片混乱，群盗蜂起，民群流徙，择地而居。据邹谱记载，当时有江西奉新珏公后裔移居他乡。如珏公十一世孙公烈与弟公杰迁湖北江夏将台驿；南宋乾道五年（1169）前后，秀湘公迁黄冈黄汉湖；秀能迁罗田县多云镇；秀润、秀泽迁圻水（今浠水县）杨历湖；克谨迁湖南常德府龙阳县小江镇等。

移民徙居

在迁徙中，移民徙居者多。明初后，江西邹氏和其他氏族先民向省内外各州县延伸，到湖北州县走向者尤多。从当时历史和社会情况看，我国唐宋农业发展水平较高，后来在元代统治下，农业受到严重破坏，大片农田成了牧场，大批劳动力变成了驱丁和奴隶。特别是到元代末期，由于连年灾荒，赋役苛重，以及镇压红巾军的长期劫掠与破坏，在广大地区内，农业呈现一片荒凉凋敝景象。据洪武初年记载：“时兵革连年，道路榛塞，人烟断绝。”过去“耕桑之地，变成草莽①”。湖广大多数地区，地旷人稀，耕种者少，荒芜之地多。荆州、黄州等地，经元末兵燹之后，几乎是一片废墟，多是空旷无人之地。在这种普遍又严重的情况下，明朝廷实行屯田，即迁徙农民，将“狭乡”无地之民迁往“宽乡”从事屯垦。对此，朱元璋规定：“就以所种田为己业，官给牛、种、舟、粮，以资遣之。仍三年不征其税②。”还可以使土田“永为己业”、“永不起科”，免除徭役三年等。在明王朝诏令下，约从明初洪武到成化年间，即公元1390年至1466年前后，江西外出人口多，其中大都去了湖广，少数到了河南、陕西。据记载，嘉靖时 “江西土瘠民贫，无奇产，民皆仰食糊口四方③”。万历年间 “江右之徙楚也，十人而八④”。

商贾迁徙

农业的发展，不仅为城镇的发展提供了必要的粮食和原料，而且也为农民抽出时间来从事经营活动创造了条件。起初这种经营大多行之于农隙，后来“仰旁郡，或弃农远服贾矣”。据记载，当年江西出外人口中，大都去了湖广。奉新县“务农耕桑，民多商贾”，丰城县“民勤耕稼，而更多务商贾”。

从上述可知，当年从江西来湖北的不仅有屯田的农民，还有众多商贾，也不仅是来自一地一姓，而是包括邹氏在内的来自各地诸多的先民。因此，在明代，将民众徙居湖北州县人烟稀少、空旷地区屯田，或商贾外迁，是明王朝促进城乡经济发展的重要举措。

据湖北邹谱记载，当年先后徙居湖北的祖先有近百户，主要系松垣公与天经、天纬公后裔。他们主要分散在黄州、汉阳、襄阳、荆州等州府人烟稀少的空旷地区，远离祖籍，繁衍生息，历经风风雨雨，兴家创业，使邹氏逐渐繁衍昌盛。

（二）历代邹姓迁徙的社会历史原因

姓氏迁徙，支派流衍，是姓氏演变发展的一大特征，也是寻觅家世渊源和发展脉络的基本线索。而历代移民则是姓氏迁徙流衍最直接的社会原因。在数千年的历史长河中，由于政府的强制措施，或改朝换代的战乱影响，以及仕宦作官，留守戍边，避仇谋生，商贾外移等种种原因，不同姓氏的家族远离故土，流徙他乡，推动了社会经济文化的交流，也促进了家族自身的发展。特别是一些人口众多的姓氏，根深叶茂，枝柯遍布，落地生根，聚族而居，这是各姓氏流衍的普遍规律。因此，邹姓也是随着历代姓氏大迁徙而自然迁徙。

 山东迁虏，旧族失秩

战国时期，七雄并立，割据争霸。秦孝公任用商鞅变法图强，国力日益强盛，连年用兵侵吞六国，俘获了大量的六国臣民。因而秦灭巴蜀之后，设立蜀郡，移民万户入蜀垦植，其中（包括邹姓）相当一部分为山东被俘臣民，史称“山东迁虏”。及至秦始皇扫平六国，统一宇内，为充实关中一带的经济实力，削弱六国贵族的反叛势力，将六国旧族大姓，天下富豪十二万户徙置咸阳，以便就近监控。同时将全国划分三十六郡（包括范阳，后增至四十余郡），设官治理，从根本上废除了“胙土命氏”的封邦建国的制度，使六国旧族失去了赖以东山再起的基础。

在秦末农民大起义中，六国旧族乘势而起，以复国为号召，拥兵割据。汉高祖刘邦扫灭群雄，统一天下。鉴于六国旧族死灰复燃的先例，高祖徙齐、楚旧族大姓等强宗豪族于关中地区，景、武、昭、宣帝也多次迁徙六国之民开边戍守，移民总数达七十二万五千余口。移民之地多为“戎狄蛮夷”杂处的定襄、云中、五原、朔方、代郡、北地、上郡、陕西及云阳、会稽诸郡，进一步削弱、分散了六国旧族的反叛势力，巩固了中央集权的封建统治，使一大批“以国为氏”，“以邑为氏”，“以乡为氏”等六国大姓大举迁徙。这也是后世《百家姓》中，部分“以地为氏”的家族的得姓发祥祖地，往往与姓氏郡望不一致的主要原因之一。如邹氏的发祥地是战国时的齐鲁，而后来邹氏郡望却在河北的范阳。

 衣冠南渡，入闽开漳

纵观历代姓氏迁徙的规律，可以发现两大特征：

一是以河南、河北、山西、山东、陕西等中原地带向四周辐射，反映了姓氏起源多在中原地带。有关资料表明，仅河南起源的姓氏就占中华姓氏的五分之二，源于陕西的有50多姓，源于山西的有80多姓。邹姓源于河南与山东。

二是历代大规模的姓氏迁徙总的趋势，是由北向南，由中部往东部，或由东向西。究其原因，最根本的是：中原地区开发较南方为早，北方地区少数民族不断南下中原，造成了北方士族大举迁徙。

士族南迁东移，历代均有。如战国时邹忌，由宋国（今河南商丘）至齐国（今山东淄博）任相。战国時邹国被灭后，楚令国王及臣民迁居楚国禹王城（今湖北黄州）。秦汉时期，有一支邹姓人（有以邑为氏的，也有以国为氏的）迁居范阳（今河北涿县。一说定兴县西南城镇），以后发展成为名门望族，故以范阳为邹姓的总堂号。西汉时文学家邹阳自淄博周游列国，定居东鲁（今山东）。东鲁侯邹仲俊之孙邹光启后元二年（前87）授抚州刺史（今江西临川），其子孙蕃盛。西汉以后，范阳邹氏部分南迁至河南邹坊等地，繁衍成为一大部落。东汉邹廷，任襄阳令（今湖北襄阳）在当地安家落户，子孙蕃盛。其后裔一支在东晋时徙居雍州（治所今陕西省西安市西北），一支在西汉新朝王莽篡位时，随邹牟王进入高丽（朝鲜），其子孙繁衍未归。西晋时，人称“南阳人杰”邹湛的后裔邹讚徙居衡州（今湖南衡阳），子孙播迁新化、隆回等县。

但规模较大，人数较多，持续时间较长，对后世影响较大的几次南迁，一在西晋末年，二在唐末五代，三在宋室南渡。

西晋末年的“永嘉之难”，导致了司马氏政权的分崩离析，匈奴、鲜卑、羌、氐、羯等少数民族入据中原，战乱不已，史称“五胡乱华”。北方的士族豪门纷纷渡江南迁，“中州士女避乱江左者十之六七”。由于福建地处岭南，三面环山，一面临海，社会环境相对稳定，因而成为士族南迁较为集中的地区，史称“衣冠南渡，八姓入闽”。实际上远远不止八姓，其中就有邹姓。

东晋十六国时，由于战乱，中原氏族大举南迁，邹姓有一支人随之渡江，定居江苏、浙江、安徽、江西一些地方，以后发展成为邹氏各支系，脉络昭然。

唐高宗总章二年（669），派玉铃正左郎将陈政及其子陈元光率军入闽，开发漳州，部属随之入闽定居者达58姓（一说54姓，包括邹姓）。其后子孙繁衍，开宗立派，落地生根。陈元光被尊为“开漳圣王”，陈氏成为闽、台一带最大的姓氏。唐天宝十四年（755）“安史之乱”爆发，藩镇割据，王室衰微，导致了大规模的黄巢起义，中原一带战乱不已，民不聊生，中原士族再度大举南迁，分别迁居江浙、湖广、赣、云南、闽、粤等地。如邹NFC21徙居江西宜黄，子孙蕃盛。邹聪、天经、天纬之后裔又播迁赣、鄂、湘、闽、川等省。唐宣宗的布衣交邹松垣，会昌六年（846）宣宗赐封为“清隐居士”，其子珏、珊、珂之后裔蕃盛，流衍各州府，播迁海内外。

河南固始人王潮、王审知兄弟，率寿（州）光（州）之民揭竿而起，渡江南下，转战于江浙、湖广地区。唐光启元年（885）进入闽南，占领福建全境。天祐四年（907）唐朝灭亡，王审知被后梁太祖朱晃册封为闽王。其子王延钧于后唐长兴四年（933）正式称帝，改国号为闽，成为割据一方的地方政权。据《十国春秋》记载：“光州固始（今河南固始县）人邹盘、邹勇夫随王审知父子入闽，镇守归化，定居泰宁（今福建泰宁县）。越十一世传人邹应龙（南宋状元），其后裔蕃盛，播迁闽、粤、赣、桂、台等地区，成为邹姓大户。

北宋忠臣名贤邹浩，最后落籍江苏常州，其子孙人才济济，流衍江、浙、粤、桂等省。

自西晋永嘉之乱后八百年左右，又有宋代的“靖康之难”，中原士人再次大举南迁，其规模之大，人数之多，超过以前各次。其迁徙之地以江浙为主。也有相当一部分人进入闽、粤地区。至今宁波一带名门大族，多自称为“汴京遗宗”。而福建宁化石壁，先后迁徙的姓氏达一百多个。南宋名臣诸将，也多来自山（西）、陕（西）、中州（河南）。如抗金名将韩世忠系延安人氏，“精忠报国”的岳飞祖籍汤阴（属河南）。25岁登进士、廷试第一、状元及第、官升枢密院事的邹应龙，老祖籍江西驾山，中祖转河南固始，归葬福建泰宁。

元、明、清时期改朝换代，战争不止，兵连祸结，包括邹姓在内的大批姓氏从江右迁湖广，以后又从湖广填四川。

留戍守边，定居异地

历代王朝割据政权，为维护统治，保卫边防，往往调用大批军士民众，留戍边防或移民屯垦。像秦代留戍长城、岭南，移民巴蜀；汉代留戍西域，监控匈奴；唐代入闽开漳，宣抚南诏；明代镇守云南，驻戍辽东等，都有大批将士长期驻守边地，有的举家随军，有的在当地娶妻生子，世代相传，留守异城，世居其地，蔚成大族。

尤为特殊的是，历代帝王为修筑皇陵，驻守陵寝，常征调大批士卒民夫作为陵户驻守其地，久而久之，家族繁衍，渐成乡邑。如汉高祖曾迁六国后裔及富豪之家于长陵，汉武帝徙郡国豪富及资产两百万以上名门大族于茂陵，汉昭帝募兵徙民于云陵。此外，唐代之乾陵，明代之孝陵，清之东陵，都招募、迁徙不同数量的士卒民众戍守陵寝。这些被迁徙或招募的军士、百姓，往往世守其职，聚族而居，蕃衍子孙，成为中国姓氏迁徙史上的一大特色。

 官职调任，族人迁徙

在“官本位”的封建社会里， “一人得道，合族升天”，因而一人调职，往往不少人甚至举族随之迁徙。尤其是在门阀制度盛行时期，一些手握重权的方面大员或久镇一方的割据势力，因世代异地为官，往往攀亲携友，族大人多，身世显赫，形成异地望族。这是姓氏迁徙中最为普遍的现象，也是同姓家族中支派繁衍的重要途径。如唐代邹天经之孙邹可宗（字道夫），于北宋真宗天禧三年（1019）官升户部尚书，娶危氏、陈氏、傅氏，生七子，其子孙繁衍昌盛，形成望族。

 人丁昌盛，奉命迁徙

“四世同堂”，是中国传统家庭的重要形式，也是被视为美德的传统伦理。因而族大人多，数代同居的大家族，往往成为左右地方政权的强宗大姓，也因此常常受到当局的猜忌，强命析族迁徙。其中最为典型的事例是江州义门陈氏的迁徙。据湖北武穴县志记载：明永乐年间（1403—1424），皇帝朱棣诏令：“江右各姓氏有兄弟二人以上者，必迁湖广一人。”故湖南、湖北诸姓先祖多数来自江西，邹氏诸多支系先祖就都来自江右。

 选择商机，迁徙异地

从农耕过渡到经商的大户或小本经营的商贩，往往随着贸易商机的优劣而择地定居，世系发展因此而成族者屡见不鲜。南宋邹应龙十八世孙邹建元，清乾隆年间因商由江西丰城南槎徙居江西余江县潢溪乡渡口村，越八传曰晓村，官升知府，生子十；其五子国珍娶查氏，生子三，其一即著名新闻记者、政论家、出版家邹韬奋。

 逃乱离乡，择地定居

历代战争连绵不断，加之大面积的旱灾、水灾也时有发生和病疫流行等天灾人祸，迫使人群离乡背井，逃乱求生，择地而居，由此世系繁衍发展成支族者甚多。据邹姓各支谱记载，因逃乱离乡背井的先祖不计其数。

 建设移民，分迁各地

由于国防和国家建设的需要，历代政府下令移民从古至今皆有。如秦始皇为筑万里长城，下令移民数十万人，其中当有邹姓人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