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场迟来的祭奠。2010年10月28日下午4时许，深秋的北京充盈着凉意。这一天，78岁的梁从诫先生走了。这个在中国历史上写满悲情的家族，再一次失去了他们的代表人物。 

　　这是一个何等辉煌的家族。梁启超、梁思成、 林徽因、梁从诫，他们每一人，都是一部时代史诗，一部中国民间的传奇读本。然而仔细检点这个家族的世纪流迁，条分缕析这个家族在时代背景下的生活轨迹，以 及他们在社会变迁中的不同影响，又不由人对梁从诫先生的自嘲心怀悲怆。他说，我们一家三代都是失败的英雄；是屡战屡败，屡败屡战。 

　　时代悲情，何以言表！ 

　　梁启超：书生论政，共和再造赖斯人

　　剖析这个人的一生，不能背离其所身处的时代。自1840年鸦片战争始，封闭的中华帝国被迫打开了国门。在强大外力的促迫下，寻求强国之路从此成为几代中国知识分子的核心课题。费正清认为，近代中国革命远比欧洲革命更为广泛彻底。近代中国“不仅经历了政治、经济和社会的革命”，就连中国文化也发生了根本的“转化”。特别是清末民初，帝国衰亡，极权崩溃，从政治到社会，从生活到心态，从思想到学术，都显现出一种半新半旧、亦新亦旧又互渗互动的状态。梁启超半个世纪中的所有追求与惶惑，困境与出路，误解和洞见，皆因时代而起。正如萧公权先生在《中国政治思想史》中的概述：“综其一生，悉于国耻世变中度过，蒿目忧心，不能自已。故自少壮以迄于病死，始终以救国新民之责自任。享年虽仅五十有七，而其生活则云变波折，与清末民初之时局相响应。”后人论梁启超一生多变，但其“变”的宗旨和目的却始终不变：“我的中心思想是什么呢？就是爱国。我的一贯主张是什么呢？就是救国。”字字泣血的告白下，是那颗沉甸甸的爱国之心，赤子之情。 

　　表面看来，梁启超的政治立场不断变化。其实，梁在“变”中也自有不变者在。梁终其一生的事业，是开民智，兴民权，是富国强民。所以无论他的政治主张如何变化，包括从改良到革命再到反对革命，对政治制度的诉求是由君主立宪到开明专制、还是最后又接受了共和政治，都是以此为核心。就政治制度而言，梁始终以承认现存国体、谋求改良政体为目标。这使他无论是在清廷的专制还是在民国的共和两种国家体制下，都有与当局合作的可能。而其所谋求的政体改良也是一以贯之，始终以立宪为目标。无论是主张君主立宪，还是顺从民主共和，这一点从未动摇与改变。在日本期间，他曾就改良与革命的问题，与企图“毕其功于一役”的革命党人有过争论。“改良”一词是梁启超的代言，摧毁一个东西比搞建设容易多了，革命是破坏的是刚性的，而改良是建设的软着陆的。此前，无数的革命，让无数人遭受的是难以承受的刚性的碰撞。现实没有给梁启超这 个实践的机会，但他终生艰难地维护着救国与图强的信念，期待着国人内心蜕变的觉悟，期待着一个别样世界的到来。他之所以一心想改良，反对暴力革命，是因为 他所处的时代，太平天国等暴力革命对国家社会所造成的破坏后遗症仍然存在，而日本明治维新的成功经验就摆在眼前。作为一个具有远见卓识的历史学家，粱启超 肯定明白一条历史规律：每一次暴力革命对社会生产力的破坏肯定大于其建设，中国这么一个积弱颇深的病人，国民素质极其低下，需要的是以“新民”为基础的对症下药的改良运动，而不是以大出血为代价的手术式暴力革命。“以中国之大，国情之复杂，民众之低素质，倘若搞起革命，定会动乱多年，而收拾动乱的人，一定是有极大本领和权术的独裁者，这是他所不愿看到的”——仅仅几年之后，历史就再一次印证了粱启超的先知先觉：辛亥革命虽然取得了暂时性的胜利，但它所带来的连年军阀内战却把中国往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的泥坑里越推越深。即使证之将近百年革命的结果，梁又何尝不是一位先知？ 

　　1928年底，病中的梁启超正在写作《辛稼轩年谱》，恰好写到辛弃疾61岁那年，朱熹去世，辛弃疾前往吊唁，作文寄托哀思。梁启超录下这篇文章中的四句：“所不朽者，垂万世名。孰谓公死，凛凛犹生。”这是他的绝笔，也成了他自己一生的写照。没多久，他就因当时最好的西医院协和医院的误诊——他们误切了梁正常的肾而保留了患病的那一个——夺去了生命。手术失败后，舆论曾一片哗然，反对西医的声音越来越大。此时，梁启超写了一篇题为《我的病与协和医院》的文章，详述了自己手术的经过，公开为协和医院和西医辩护：“我还是继续吃协和的药，病虽然沒有清楚，但是比未受手术之前的确好了许多。”医史学家程之范说：“梁启超主要是考虑到当时西医刚进中国，老百姓对西医还缺乏认识，如果这时对协和医院大加鞭笞，最终吃亏的恐怕是老百姓。”梁启超的确抱着“愿为众生病”的想法。他说过，“我 的乐观，却是从一般人的悲观上发生出来。我觉得这五十年来的中国，正像蚕变蛾、蛇蜕壳的时代。变蛾蜕壳，自然是一件极艰难极苦痛的事，那里能够轻轻松松的 做到。只要他生理上有必变必蜕的机能，心理上还有必变必蜕的觉悟，那么，把那不可逃避的艰难苦痛经过了，前途便别是一个世界。” 

　　1929年1月19日下午2时15分，这个曾经影响了一个时代的人物，永远地离开了他所系念一生的家国。2月17日，京、沪同时开追悼会，文化界和军政界的要人几乎都出席，敬送祭帐和挽联，对梁启超一生的贡献加以肯定和颂扬，盛况空前。 

　　在那个流离动荡的年代，他一生志趣多变，在许多的历史关隘口身逢其时，风云际会，不仅凭一支健笔，唤醒了长久睡梦的人心，更是亲身参与诸多历史大事件的策源、发动，“共和再造赖斯人”。 清末民初的中国何其幸运，曾有如此人物生长其间。而其一生致力于国民精神与道德的改造，无论是政治宏论，还是学术研究，震聋发馈处，虽历百年而犹新。他直 指国民劣根性，呵斥旁观者，呼唤十种德性，时至今日，犹让人感觉凌厉，仿佛时光又穿越回到了那个时代。当我们回望这份厚重的精神财富，咀嚼着这份土地一百 年之后的种种行状，回味他那些慷慨激越的呼声，当有多少难堪和尴尬。而这对于他一生所致力的事业而言，又是何等的悲哀。“ 

　　他的墓碑立于北京香山卧佛寺，是长子梁思成、长媳林徽因共同设计的。墓碑上，没有任何表明墓主生平事迹的文字。梁启超曾说，“知我罪我，让天下后世评说，我梁启超就是这样一个人而已。”沈商耆的挽联，是对此话的最好呼应：“三十年来新事业，新知识，新思想，是谁唤起？百千载后论学术，论文章，论人品，自有公评。” 

梁思成：技术报国，满船空载月明归…

　　1969年10月7日，住在北京医院的梁思成接受了一项重大政治任务——接受英国作家韩素音关于文化大革命的采访，组织一再叮嘱他“想到什么就谈什么”，“千万不要像检讨似地谈话”，但他还是失败了。他的谈话只剩下空洞的政治口号。30多年后再次相逢，那个诙谐风趣的梁思成彻底不见了。1972年1月9日，梁思成于贫病之中撒手人寰。在此之前，他顶着反革命、反动学术权威等帽子生活了十多年。当年在天安门城楼上，梁思成曾对北京市市长彭真说，50年后你会发现我是对的，你是错的。他在生命弥留之际，总在重复这样的话，世界上很多城市都长大了，我们不应该走别人走错的路，早晚有一天你们会看到北京的交通、工业污染、人口等等，会有很大的问题。今天，已失去古都风貌的北京城，正是他悲剧性的努力下失败的物证。四十年后，大约是1996年的岁末，北京市开始修缮一小部分破损的明清城墙，整个北京城都掀起了一场捐献旧城砖的活动。半个世纪后，2008年，北京复修前门大街、大栅栏等多处建筑。真理又一次站在了梁思成他们的一方。 …

　　梁启超共育有子女九人，长女诗词专家梁思顺，长子中国建筑史专家梁思成，下有思永、思庄受教于西方，所学大抵属文史科，文人气质浓厚；思达从南开经济研究所毕业，而经济学这门学问要到他退休若干年后才登堂入室成为“显学”；思懿、思宁投奔革命；出生于1924年的思礼是梁氏第二代中如今惟一健在者，也是9 位子女中惟一的工科毕业生。他们都在留学功成之后选择了回归祖国，报效国家，同时也选择了作为梁启超后人的那份担当。这些人中，有的英年早逝，有的历经磨难。这些人中，有院士三人，革命者二人，文史专家三人。在那个注重阶级成份的非常时期，作为梁启超这个被“打倒在地，并踏上一只脚，让其永世不得翻身”的资产阶级保皇派代表人物的后人，其中甘苦辛酸，倾江河之水，又如何能够诉尽？ 

　　1984年，梁思成的《图像中国建筑史》由麻省理工学院出版社在美国出版。这本书在经历过离奇的遭遇之后，虽然耽误了几十年，对中国建筑精辟的分析依然不失其领先地位。它受到了美国和其他国家公众的欢迎以及书评的赞扬，为此，麻省理工学院出版社在1984年获得了美国出版联合会专业和学术书籍的金奖。  

　　1987年，国家科委追授梁思成国家自然科学奖一等奖。 

　　1993年，已是火箭专家的梁思礼当选中科院院士，这是继1948年思成、思永兄弟当选中央研究院第一届院士以来，梁氏第二代中的第三位院士。 

　　梁思庄和梁思达的后人都希望他们写一点回忆录之类的文字，姐弟俩总是拒绝，不约而同。 在一个荒诞乖谬的时代，一个家族的不幸，所折射的，正是这个时代的不幸。 

　　梁从诫：公民行动，日夜江声下洞庭 

　　梁启超之孙，梁思成与林微因之子，第七、八、九、十届全国政协委员，中国文化书院导师，著名环保组织自然之友协会创会会长——这几个知名的“标签”里，梁从诫最看重的，是最后一个。 

　　1932年8月4日，梁从诫先生出生于北京，父母给他起名“从诫”，是希望他能成为像北宋李诫那样的建筑学家。后来，他考清华建筑系时差了6分，不过在梁家，他有“做自己”的充分自由，遂改学历史（当时建筑系系主任即为梁思成）。大学毕业后，他主要从事历史方面的教学、研究。文革中，他同样继承了先人的阶级成份所带来的磨难，戴着半顶“反革命”的帽子，“下放”到江西农村劳动，修理地球达八年之久。文革结束后，1978年至1988年间，在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任编辑，正是那段时间，他从读者投书中感觉到中国开始面临环境危机。1988年，他辞去公职，受聘于民办中国文化书院任教职。从1989年开始，他连续四届任全国政协委员。 

　　1994年3月31日，62岁 的梁从诫深感中国环保问题之严重，和几位志同道合者创办了中国文化书院·绿色书院——即蜚声中外的自然之友。自然之友以“保护自然、善待自然”为宗旨，以 开展公众环保教育为己任，以与政府的良好合作为基础，竭力推进中国的环保事业。

　　季羡林先生曾说：“从诫本来是一个历史学 家……然而，他不甘心坐在象牙塔里，养尊处优；他毅然抛开那一条‘无灾无难到公卿’的道路，由一个历史学家一变而为‘自然之友’。这就是他忧国忧民忧天下 思想的表现，是顺乎民心应乎潮流之举。我对他只能表示钦佩与尊敬。宁愿丢一个历史学家，也要多一个‘自然之友’。”确乎其言。 

　　17年前，公众的环境意识还非常薄弱，更谈不上参与，自然之友的路，曾经走得很艰难。梁从诫曾应邀到某国家机关演讲，前来听讲的只有5人。他说：如果能在你们5个人心中种下5颗绿色的种子，我就很欣慰了。“我们不求波澜壮阔，但的确需要水滴石穿的耐心。” 

　　不唱绿色高调，真心实意，身体力行，是梁先 生为自然之友确定的核心原则。“管别人，先要管好自己。”梁从诫总是以身作则：他随身带着一个小布口袋，装着一双筷子、一把饭勺；出门办事，他能骑自行车 就骑自行车，有一回到全国政协开会报到，被从未见过委员骑车参会的警卫挡在门外；家中的洗菜水，他收集起来冲马桶；他住的房子，几十年没有装修……梁从诫 用执着的信念，默默的行动，像穿石之水，不畏艰险，一直前行在“为无告的大自然请命”的艰辛之路上。 

　　1999年2月，梁从诫又“上书”国家有关部门，呼吁建立青海、西藏、新疆3省区联防制度。之后不久，国家林业局组织开展了声势浩大的反盗猎“可可西里一号行动”，极大震慑了盗猎分子。同年5月，67岁的梁从诫和一些媒体记者，前往海拔近4000米的可可西里，亲手在昆仑山口点燃火把，把收缴的藏羚羊皮付之一炬。返程途中意外发生车祸，他右肩脱臼、胸部挫伤，险些丧命。但在后来接受采访时，他对此只字未提。 

　　2004年的“两会”，梁从诫带到政协会上的四份提案中有两份与环境保护有关。一份是关于停止对怒江梯级开发的提案；另一份是关于对河流应分类规划治理的提案。在那次的政协会上，他指着地图让会议代表们看：中国的河流也就只有雅鲁藏布江和怒江是自由的了，其他的河流哪一条上不是修满了堤坝和水电站，尤其东南部的河流几乎没有一条不被污 染。我们能不能让中华大地上留一条自由的河流？” 

　　更多的时候“自然之友”所收获的是殚精竭虑后事情却毫无改变的结果，抱着不可能成功的心态去全力争取，如果碰巧改变了，那纯属意外，因为这样的战斗注定是败多胜少的，即使这样梁从诫依然要做一个积极的“悲观主义者”。有 感于败多胜少、困难重重，梁从诫曾把环保比作“一场难以打赢的战争”。尽管如此，他还是坚持：不能因为赢不了就不打，就像你知道人总是要死的，不能因为这 个就不好好活了。后来，他在一篇笔记中写道：环保行动不是轻柔的田园诗，风险总是有的。为民间绿色活动付点代价，我们无怨无悔。他不认为失败的事情就是没有意义的，结果虽不尽人意，但行动的过程就会慢慢改变很多人。 

　　水滴石穿的耐心，赢得的是广泛认可：地球奖、大熊猫奖、国家环保总局环境使者、北京奥组委环境顾问、2005年绿色中国年度人物、亚洲环境奖、麦格赛赛奖，等等。 

　　用“温而厉”来形容梁从诫的性格，该比较恰 当。对于前来求教的学生，对于热心环保的志愿者，梁从诫总是面带微笑，谦和可亲；对那些蛮不讲理的官员和财大气粗的老板，梁先生从来是不畏不让，直言不 讳，有时甚至疾言厉色，拍案而起。在许多场合，倔强的梁从诫是不受欢迎的人，“出风头”、“不识时务”之类的风凉话时有耳闻。但是，这仍然阻止不了他不断 地发声，不断地声讨。即便对外国贵宾，也不讲情面。 

　　为斩断藏羚羊羊绒的贸易链条，梁从诫在英国前首相布莱尔访华时，毫不客气地给他写信：我请求您，运用您个人在国内和在你们的欧洲同伴中的影响，和我们一道来防止这种珍稀动物因“致命”的时尚而被灭绝…… 

　　在一次接受专访时，梁先生坦陈：从梁启超到梁思成，再到我，我们祖孙三代如果说有共同点的话，那就是社会责任感。我们生于斯、长于斯，这块土地养育了我们，我们不能不尽我们的力量，为这个社会、为这块土地、为这个民族，做一些力所能及的回报。

　　从梁启超到梁从诫，一部梁家史，百年中国泪。在今天的中国能像梁家这样影响中国百年的名门已寥寥无几，而一个家族的人都能面对现实体现出强大的内心世界，表现出“虽千万人吾往矣”的，也许仅此一家。他们每个人的命运就是中国命运的缩影。在时代变迁中，梁氏家族留下的不仅仅是梁氏数代所积累传承下来的文化精髓以及为人处事的道理，更是对后人的一种启迪。 

　　不管是梁启超、梁思成、还是梁从诫，无论是 顺境，逆境，困境，无论是书生论政，技术救国，还是公民行动，梁氏家族始终保持着一颗忠诚热爱祖国的赤子之心，一种积极进取的社会责任感，正如梁启超自己 曾经拟撰并题写的一幅小联：“忍辱精进负荷众生”。梁启超期望在政治上让中国崛起，以新政取代腐朽的君主专制；梁思成立志要写出中国的建筑史，保护中国古 建筑，洗刷民族的耻辱，传承古老文明；梁从诫则以公民行动的方式，为了中国的生态环境奋斗一生。拿后人的眼睛来打量，在他们当时所身处的时代，无论是发动 “戊戌变法”还是保护中国古建筑，还是发动NGO机构进行环境保护，梁氏家族成员当年的眼光都是正确的。梁氏家族永远走在时代的前面，他们拥有超前思维，仿佛各自时代孤独的守望者，像灯塔一样守护着这个民族的魂魄。梁家告诉世人：不管现实多么艰难，人活着还是需要有一些精神的!而这一点或许正是我们当今这个社会里最为缺乏的。就像梁从诫先生反驳某些人“内地知识分子的脊梁骨都断了”的论断时所说，“不，只要还有人在继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价值和审美观，能够脚踏实地在中国这片饱受蹂躏的土地上，在每日平凡的生活中实践着那种理念着传递下去，哪怕只剩下一个人，中国知识分子的脊梁骨就没有断！” 

　　梁氏三代的故事与其说映射了时代的无奈，不 如说体现了一种垂诸永久的精神，那就是：无论世道如何艰难，也无论个体面临的压力如何巨大，人类心灵深处自我决断、自主坚持的可能是真实存在的，个体选择 和践行自己人生道路的可能性始终是敞开的，即使社会无名的潮流再汹涌，也不能阻止一个人自由地去过更合于先贤教训、更契合平凡而崇高的伦理内涵的生活。我 只能说，拥有这样的一家人，是中国的荣幸。而当他们离我们而去的时候，追思他们的所为所求，在怀念这个家族一脉传承的理念和故事的同时，又不禁为我们自身 的处境感到惭愧万分。 

　　是的，也许每个人的心灵都敏感，都能感知社会的苦难；每个人的眼睛都锐利，都能发现自然的苦难。发现这些苦难，并把这些苦 难的真相散播于众，进而让有心为之的人，能“起而行之”，为缓解苦难、阻止困难、追求美好而赴汤蹈火，这是知识分子的重要责任之一。但是，又有多少人能够 像他们这样，以一种巨大的精神力量，抛却自私鄙陋，心系社会民生，为了这个国家的未来，以执着、坚韧和勇敢，在这个时代洪流滚滚向前、滔天巨浪随时可以吞 噬人的环境中，虽经九死其未悔，一直坚守自己的智慧，操守，和良心？多亏有了他们，才知道为拜物主义、拜金主义和发展主义毫无顾惜的中国，仍然葆有着权力、金钱、甚至死亡也难以消亡的明德至善。相信他们超前的思想、卓越的理念、执着的精神都会对中国有着极为长远的影响，也必将永远为世人所谨记，所传承。 

　　与其望着睿智者的背影叹息，不如用心倾听一下他们的忠告、他们的呼声。不是吗？一个民族是否伟大，不仅在于出现了多少伟大的人，更在于这个民族是否懂得去珍惜这些伟大的人。孤独的先行者，唤醒了沉睡的大多数吗？如果真正被这个家族的良心感动，那么，勇敢参与到对这个社会种种不良的拯救中来吧。 

　　子女个个皆才俊

　　梁启超有9个子女，人人成才，各有所长：

　　梁思顺（令娴）（1893—1966），是梁启超的长女，生于广东新会，她自幼爱好诗词和音乐，从小梁启超就在家中教她读书，曾编有《艺蘅馆词选》。此书1908年初版。抗日战争前和1949年后多次再版，颇受读者欢迎。此书也是研究梁启超学术思想的重要资料。 

　　梁思成（1901—1972），著名建筑学家，梁启超的长子，生于日本。他是第一个运用现代科学方法，对我国古建筑进行分析研究的学者，开拓了中国建筑史的研究道路。1937年完成了我国第一部《中国建筑史》，完成了他的“中国建筑史要由中国人来写”的夙愿，树起了中国建筑史研究的第一个里程碑。 

　　1945年抗战胜利后，创办了清华大学建筑系。1948年当选为第一届中国科学院院士。解放后，他亲自领导并参加了国徽图案及人民英雄纪念碑的设计工作。十年动乱中受尽屈辱和折磨而含冤去世。

　　梁思永(1904—1954)，著名考古学家，梁启超的次子，生于澳门，1923年毕业于清华学校留美预备班，随后赴美国入哈佛大学研究院攻读考古学和人类学。1931年春参加河南安阳小屯和后冈的发掘，秋季参加山东历城（今章丘）龙山镇城子崖的第二次发掘。1934年出版了他主笔的《城子崖遗址发掘报告》，这是我国首次出版的大型田野考古报告集。1948年当选为第一届中国科学院院士。

　　梁思忠（1907—1932），梁启超的三子，生于日本，后毕业于美国弗吉尼亚陆军学院和西点军校，回国后任国民党十九路军炮兵校官，1932年患腹膜炎，因贻误治疗而去世，年仅25岁。 

　　梁思庄（1908—1986），梁启超的次女，著名图书馆学家，生于日本，1926—1930年间就读于加拿大蒙特利尔麦基尔大学，获文学学士学位。1930—1931年就读于美国纽约的哥伦比亚大学图书馆学院，获图书馆学士学位。1980年当选为中国图书馆学会副理事长，北大图书馆的几十万种西文图书的目录都经她亲自或指导编制而成。 

　　梁思达（1912—2001），梁启超的四子，长期从事经济学研究。生于日本，1935年毕业于南开大学经济系，后留校做研究生，于1937年毕业。抗战期间在重庆中国银行总管理处任职。1949年在北京国务院外资企业局任职，后改为国家工商管理局。

　　梁思懿（1914—1988），梁启超的三女，主要从事社会活动，早年在燕京大学读书，初念医预班准备升入协和医学院学医，后为了参加革命转入历史系。她曾参加共产党的外围组织“民族解放先锋队”，是“一二·九”运动中的学生骨干。后参加学生流亡队伍。1941年到美国学习美国历史。她先后在山东医学院、山东省妇联工作，后调到北京任中国红十字会对外联络部主任。为第六届全国政协委员。

　　梁思宁（1916—2006），梁启超的四女，生于上海，在南开大学读一年级时因日军轰炸学校而失学。1940年在五姨思懿影响下投奔新四军，她参加革命工作数十年。 

　　梁思礼(1924— )，梁启超的五子，梁启超最小的孩子，著名火箭控制系统专家，1941年赴美留学，在普渡大学获学士学位，接着在辛辛那提大学获硕士和博士学位。1949年回国，参加国务院组织的“十二年科学远景规划”，负责起草运载火箭的长远规划。1987年他当选为国际宇航科学院院士。1993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同年被选为第八届全国政协委员。1997年9月作为全国十名有突出贡献的老教授之一，获“中国老教授科教兴国贡献奖”。